近日,南开大学卫生经济与医疗保障研究中心朱铭来教授研究团队及特邀课题评审专家一行赴国内领先的健康保障公司水滴实地考察调研,并召开了“商业健康保险、医疗互助、大病救助保障功能和协同效应研究”阶段性成果展示研讨会。
报告数据显示,截止2020年5月底,我国已有3.3亿人加入网络互助平台,累计互助金规模约92.39亿元,受助人数超过7万。这表明,网络互助这一新型模式的互助共济功能被普遍接受和肯定。
南开大学调研显示,我国网络互助大型成熟类平台以相互宝、水滴互助为代表。截至2020年10月,相互宝累计救助家庭超过7万个,累计发放互助金超过108亿元;水滴互助累计救助家庭超过1.4万个,累计发放互助金超过17亿元。
广东省佛山市的叶女士是水滴互助的会员,她曾加入水滴互助“中青年抗癌互助计划”,后升级为“百万终身抗癌计划”。叶女士一家唯一的收入来源,就是一间在镇上的小卖部,除去日常开销,还要支付丈夫和大女儿糖尿病的治疗费用。叶女士不幸身患乳腺癌后让本就拮据的家庭更加捉襟见肘,14万余元互助金给了她对抗病魔的勇气。而2年期间,叶女士加入的两个互助计划也仅花费了160余元,平均每个月不到7元钱。
像叶女士这样的例子,在中国千千万万的城镇中还有很多。网络互助具有极高的下沉性,据公开数据显示,近7成相互宝受访成员年收入低于10万,3成受访成员年收入在5万元以下;水滴互助有超过7成人来自三线及以下城市,月收入不超过5000元。
网络互助因其低门槛、高杠杆的特性,为中低收入人群、隐形贫困人群提供了可负担普惠保障,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等现象,网络互助成为国民医疗保障体系的有益补充力量。
今年前三个季度,相互宝的大病互助计划累计分摊金额不到70元,水滴互助的中青年互助计划累计分摊金额不到50元。网络互助很大程度上满足了在广大的年轻群体和中低收入人群中大量还没有被满足的保险保障需求。
今年3月发布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意见》也提出,到2030年,全面建成以基本医疗保险为主体,医疗救助为托底,补充医疗保险、商业健康保险、慈善捐赠、医疗互助共同发展的医疗保障制度体系,从政策层面肯定了网络互助对于医疗保障体系的补充作用。
中国政法大学中美法学所副所长何启豪
随着网络互助行业的发展壮大,将网络互助纳入监管的呼声越来越高。中国政法大学中美法学所副所长何启豪认为,网络互助宜纳入银保监会监管。并提出了四大建议:第一,监管应以“消费者保护”为基本价值,重点关注“市场失灵”造成的风险;第二,监管方式宜采取公私合作监 管,强化对平台的责任规制,鼓励企业自治与行业自律;第三,积极拥抱监管科技,提高监 管能力;第四,平衡信任、利益与可持续发展。
对外经贸大学保险学院院长助理王国军
对外经贸大学王国军教授同样强调了行业自律公约的重要性,在他看来,破解之法在于“寻求九龙治水的监管”。他认为,网络互助平台内控(透明度、信息披露、会计与审计等)可能是最主要的,谁的责任谁来承担。也需要通过技术标准、制度建设、投诉渠道等强 化行业内部自律,并应受到银保监会等政府机构的多层制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