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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彻底操作简便一步到位—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理智选择

[ 社保园地 ]　[ 2006年1月23日 ]　编辑整理: [ 中国保险网 ]　　　　双击自动滚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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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个保障对象享受的社会保障资金最高限度不能超过国家参照经济发展水平制定的补贴目标，实际享受的补贴应该是家庭支付能力和社会补贴标准之间的差额。我们把这种社会保障金的分配原则称为目标补贴。与定额补贴不同，目标补贴是差额补贴，需要补贴多少就补贴多少。这就同商业保险、社会福利、社会救济在分配制度上划清了界限。目标补贴实际上是在按要素分配基础上的一种特殊的按需分配方式，是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规定性。

　　目前，我国正在构建的社会保障体制是一个理论含混，操作复杂、成本高昂，长期不能到位，家庭保障、商业保险多头占用资金，潜伏着巨大的现值和未来值矛盾的混乱体系。我们应该建立纳入财政预算、全覆盖率、高保障度，目标补贴、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体制。我国社会保障体制的设计，应该理论彻底，操作简便，一步到位。

　　财政预算

　　在直接生产过程，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阶段和社会主义阶段都实行按要素分配原则，所以这两个阶段都必须经过社会再分配建立社会保障制度，来维持劳资矛盾的同一性即和谐性。市场经济之所以能够从私人资本主义阶段转变为社会主义阶段，形成性质根本不同的两种生产方式、两种社会制度，是由于市场经济的基本矛盾即私人占有和生产社会化矛盾的主次矛盾方面的地位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生产社会化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从而，作为社会保障资金来源的再分配对象也随之发生了根本变化，从来源于必要劳动创造的价值V的转化形态劳动力价格的扣除或工资税，转变为来源于剩余劳动创造的价值M的转化形态所得税和遗产税。市场经济的保障制度从市场化的商业保险转化为公共品，转化为真正的社会保障。保障资金的来源不同，不是操作的技术路线的差异，而是两种生产方式、两种社会制度的差异。因而两种保障制度的选择，两种资金来源的选择，实际上是两种社会制度的选择。对此，我们不能掉以轻心。

　　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区别不在直接生产过程，而在社会生产总过程，不在于生产剩余价值，而在于剩余价值归谁所有。资本主义是剩余价值大部分归资本家所有的主义，社会主义是剩余价值的大部分归社会占有的主义。由于在社会总资本中国有资本和大企业资本占了大多数，我国剩余价值大部分归社会占有的条件已经成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再分配的对象就不应该是一般收入，而是资本收入毛利润M，纳税人应该是利润的获得者，而不是工资收入者。社会保障的资金来源是资本收入M意义上的所得税，而不是劳动收入V意义上的所得税。我国目前80%的个人所得税来源于工薪阶层的劳动收入，这种反方向调节，带有明显的“杀贫济富”性质，必须迅速纠正。

　　我们应该明确，社会主义的社会保障，是全社会当年必须耗费的市场经济运行的公共成本，是政府应该提供的一种特殊公共品，是全社会劳动力商品的维护费用。所以，我国的社会保障资金必须纳入财政预算，作为当年中央政府财政必须保障的第一预算开支，这个费用不足，其他一切免谈。既不要个人账户，也不要社会账户，更没有必要设立基金，现收现付，当年的钱养当年的人，不必担心现值和未来值的矛盾。从理论上说，社会保障资金的来源

应该是资产税，是社会总资本收入的一部分。既然纳入财政预算，不设专项基金，也就没有必要设立专项的社会保障税，从资产税、所得税和遗产税的总财政收入中划拨当年需要的额度，需要多少划拨多少。鉴于目前改革之前的社会保障资金都混入国有资产的总盘子中，我国在30年内用国有资产的增殖部分来支付是比较合理的。我建议目前用城市建成区土地的级差收入即地租的一部分来支付社会保障开支。这样既堵住了地方政府形象工程的资金来源，又减轻了企业的税收压力。

　　目标补贴

　　我们还应该明确，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社会保障，既不同于私人资本主义的商业保险，也不同于政府民政职能的社会优抚和救济。在直接生产过程中，劳动力的再生产由劳动者自己靠劳动收入v来解决；在社会生产总过程之中，政府用财政收入帮助劳动者解决自己不能解决的劳动力再生产费用。劳动者应该赡养的子女和父母的生活费用，在正常条件下，是劳动力简单再生产费用v的组成部分，没有父母和子女的非劳动力的生活费用不属于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社会保障费用，虽然应该由社会负担，但不属于社会保障范畴，属于社会救济的范畴，应该由税收的另外一部分来负担。

　　每个保障对象享受的社会保障资金最高限度不能超过国家参照经济发展水平制定的补贴目标，实际享受的补贴应该是家庭支付能力和社会补贴标准之间的差额。我们把这种社会保障金的分配原则称为目标补贴。与定额补贴不同，目标补贴是差额补贴，需要补贴多少就补贴多少。这就同商业保险、社会福利、社会救济在分配制度上划清了界限。目标补贴实际上是在按要素分配基础上的一种特殊的按需分配方式，是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规定性。

　　目前，我国实际发放的所谓养老金是一种定额补贴制度，不管保障对象需要不需要，也不管需要多少，一律按既定的等级定额补贴。这在形式上是按要素分配的继续，实质上是一种封建等级制度。他们许多人在工作期间积累了相当数量的资产，或者家庭成员属于高收入阶层，他们的生活消费根本不需要由社会来保障。超过目标补贴的定额补贴，实际上增加了社会成本，增加了社会资本的负担，不利于经济的正常发展，对其他劳动者也是不公平的。目标补贴可以排除这种不公平的分配，节约社会成本，提高社会保障的整体水平。

　　没有区别就没有政策。我们不是对所有的人都采取同一原则，对国家确有特殊贡献的人应该给予特殊待遇。如果一个人获得的社会补贴超过了劳动力价值，其超过的部分属于政治和道德范畴，政治和道德是无价的。对人民有特殊贡献的人，他们创造的价值是不能用金钱来衡量的，他们的生活费用不属于社会保障范畴，国家应该采取特供的形式使他们颐养天年。所有离休干部，包括从企业离休的在内，他们的生活费用都应该靠财政特供来解决，他们的消费水平至少应该达到中等收入阶层的水平。只要不是离休干部、不是有特殊贡献的人，不管级别高低，只能享受目标补贴的社会保障，取消任何等级供给因素。

　　一步到位

　　我们应该想清楚，社会保障这个成本是不能节省的，耗费少了、到位晚了都不行，都要损失不可估量的政治成本、社会成本和经济成本。目前日益严重的黄、赌、毒、黑、邪、贪污、腐败，高储蓄率、低消费率，片面依赖外需，几个层次的结构性矛盾全面逆转，等等，都是社会保障不到位的代价。这个代价和社会保障耗费的资金来比，孰轻孰重，是一目了然的事。社会保障长期不到位，就是社会长期不和谐。

　　按市场化的道路，在操作上是从个人工资和企业工资基金扣除社会保障金。这实际上是按要素分配的继续，是对劳动者收入v的再分配。劳动者从自己40年劳动收入中扣除1卜20年的生活费用，作为失业和养老的预备金。这是个人劳动收入在使用上的时序安排，是强制储蓄、个人保险，不是社会保障。由于我国劳动力市场长期供大于求，在偏低的工资上再扣一块，必然使劳动力在萎缩的条件下再生产；企业按工资基金缴纳失业和养老保险金，等于逼迫企业少用劳动力，增加全社会就业的压力；由于采取逐步扩大覆盖面，逐步做实账户的办法，社会保障体制的建立必然要经历漫长而痛苦的过程。

　　社会保障长期不到位，人们就长期抑制消费，在积累社会账户的同时，必须用储蓄来积累家庭保障资金。我们知道，如果储蓄不能转化为贷款，必然转化为失业。银行的存差就是商品的库存，就是生产库存商品劳动者的失业。我国的高储蓄率和高失业率是正相关的。

　　既然我们的社会保障是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社会主义的社会保障，这个制度本身就要求必须全覆盖、高保障度、一步到位。全覆盖、高保障度、一步到位，按传统的思维方式，几乎是天方夜谭，目前没有几个人会相信。

　　在国际上，面对我国的迅猛崛起，自信心不足的某些腐朽势力，散布“中国崩溃论”的主要说辞是，计划生育使中国比其它国家提前进入所谓老年社会，而养老金账户存在巨大数额的亏空，所谓“国未富，人先老”。按我国目前操作的状况，他们确实击中了我们的软肋。

　　在国内，一些人认为，我国作为一个人口众多、经济实力薄弱的发展中国家，一步到位实现全国统一的全覆盖、高保障度的社会保障制度是不可能的，不能把群众的胃口调的过高，必须慢慢来。这种观点看起来比较冷静、十分稳健，所以得到了大多数人的认同。

　　其实，那些幸灾乐祸的人和具体操作者的观点都错了。盲目听从了他们的观点，我们将错过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机遇期，陷入拉美的覆辙，延误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将达数百年之久。我为什么敢于如此断言?他们错在哪里?他们错就错在忘记了、浪费了中国特色，或者他们根本不知道真正的中国特色是什么。思路决定出路。我们只要全面认识了中国的国情，正确认识了中国特色，实现巨额全民资产的存在，使社会保障的标准必须一步到位达到劳动力的简单再生产费用。社会主义的社会保障既不是福利，也不是扶贫，不能高于劳动力再生产费用，也不能低于劳动力再生产费用。

　　我国的全民资产就是全体人民的社会保障基金。它虽然流失的数量惊人，但总体上还是净增长的。其中增值最大最快的是土地资产。只要全民土地的地租大部分能落到全体人民手中，就可以确保我国经济与社会的社会主义性质。据估计仅城市建成区土地的现值不少于390000亿元，即使每年只按3%收租，也可以得到11700亿元，用于社会保障开支是相当充足的。(注：我国目前城市建成区面积3万平方公里，每平方公里地价13亿元。每平方米地价1300元，地租每年39元，每月3.25元，按建筑面积每月不超过1元。目前按70年批租政府得到的地租，实际年地租率只有1.43%。)

　　现在不是有没有钱，而是想不想干的问题。我在这里不是意气用事，给谁扣帽子，我们只要粗算一算大账，就会明了是有没有钱的问题，还是想不想干的问题。

　　首先，近十多年来，各级政府和大型国有企事业单位的办公楼和所谓形象工程超标的部分，如果用于社会保障开支，是只多不少的。在不能确保社会保障、义务教育等涉及人们生存权、发展权的财政开支条件下，却大搞什么高标准的楼、堂、馆、所、美化、绿化、亮化，这仅仅用发展观念糊涂是说不过去的，实际上是代表什么人的问题，是立场问题。

　　第二，土地批租造成的全民资产流失每年是多少钱?只要计算一下大地产商们的超额垄断利润和某些官员因此而贪污受贿的钱，就可以知道，也是一个天文数字，如果用于社会保障也是绰绰有余的。一个土地批租就挖掉了中国特色，挖掉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

　　第三，各级政府官员在吃、住、行、送方面的公款消费(或曰职务消费)每年花掉的钱也是相当可观的，其中超标准的部分用于社会保障，即使不够，也差不了多少。

　　不用多说了，也不用细算了，仅此三项，只要下决心改变就什么都有了。我们不能再顾左右而言他，必须痛下决心，悬崖勒马，停止土地批租，一步到位实现全国统一全覆盖、高保障度纳入财政预算目标补贴的社会保障制度。只有如此，才能跳出拉美陷阱，和平崛起，奔向现代化的彼岸。

　　操作简便

　　在彻底的理论指导下，按全覆盖、高保障度、一步到位的要求，我们的社会保障制度在操作上将是十分简便的。根据我们的设计理念，既然是目标补贴，在操作上没有必要把失业和退休者本人作为具体的保障对象，而应该直接补贴支付能力不足的家庭。因而，新的社会保障体制在具体操作上应该以家庭为单位，计算人均可支配收入，凡是收入水平低于社会保障标准的家庭都可以获得补贴。什么个人账产、社会账户都可以排除在社会保障制度之外，把已经积累的所谓保险金都看作个人储蓄或金融品种，社会保障资金的来源只有一个，这就是财政预算。

　　我们应该明确，社会保障的理论对象是无产阶级，而不是小资产：阶级，有个人资产保障的，不能享受社会保障。纳入社会保障体系的家庭是其劳动力已经商品化的家庭，没有放弃土地的农户家庭目前不是我国基本生活费用社会保障的对象。农村居民要想享受基本生活费用方面的社会保障，必须在放弃土地转化为城市居民或农村工资劳动者之后。

　　我们还应该明确，我国的市场经济是建立在全社会范围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基础上的市场经济。我们的社会保障标准不能降低到社会救济的水平，而应该以能够维持劳动力简单再生产为标准，到2020年应该达到所谓小康生活的入门水平。我国的社会保障标准应该根据城市居民调查中的低收入户人均消费水平确定。

　　以2003年为例，城市居民最低收人户的年人均消费水平是2562.36元，月均只有213.53元，日消费7.12元，在联合国1美元贫困线以下。我们应该在操作上把这10%的家庭作为保障对象。如果按联合国的1美元标准，日消费应该达到8.27元标准，月平均补贴标准应该是34.98元，年补贴为419.75元。城市的非农人口，按国家统计局农调队口径，2003年是35476万，10%是3547.6万。政府财政补贴总额148.91亿元。显然这个标准不符合我国的国情，还不如这几年实际支出的最低生活保障线补贴多。我们应该把2003年的标准定到城市居民低收入户的消费水平上，即人均年消费3549.28元，月均295.77元。人均月消费补贴82.24元，年补贴986.88元。政府财政补贴总额350.11亿元，相当于目前的最低生活保障线补贴一倍多。这对国家财政来说是轻而易举的事。

　　我们按每年城市居民消费水平递增8%，2020年城市居民最低收入户的年人均消费水平是9480.78元，低收入户的人均消费水平是13132.4元，平均需要补贴3651.62元。2020年我国非农人口预计达到7亿左右(城镇辖区人口预计达到8.4亿左右)，最低收人户的比重预计下降到7%左右。按非农人口口径，国家财政补贴支出1789.29亿元左右，即使仍然按10%需要补贴的人口计算，也不过2556.13亿元左右。如果不想继续城市化了，把城镇辖区人口中的农业人口也都算在其中，国家财政支出达到3067.36亿元左右，和那时的财政实力相比也不是什么难事。这个社会成本财政是负担得起的。

　　简单的结论

　　由于我国人民拥有巨额共有资产作为社会保障基金，一步到位实现全覆盖、高保障度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除了理论观念上的障碍之外，没有物质实力上的障碍；我国的社会保障，不设账号，不摘基金，直接纳入当年财政预算，坚持目标补贴的分配原则，操作简便、成本低，不必担心现值和未来值的矛盾。

　　社会保障到位之后，我们就落实了以人为本的发展观，我国的发展模式和增长方式就会发生根本转变，从投资拉动型转变为消费拉动型。社会保障支出本身就创造GDP。克服了社会保障短缺之后，我国才真正走出所谓短缺经济状态。社会保障到位之后，消费的闸门打开了，高储蓄率就会转化为高消费率，由消费率提高带动的就业率、投资率增长，才使国民经济进入良性循环健康发展的轨道。在消费拉动型的增长方式下，GDP的增长率不仅会比投资拉动型增长方式下的GDP增长率更高，而且GDP的内涵更实在、更稳定，从根本上改变目前的高增长低发展、丰产不丰收的局面。

　　原载《中国经济时报》(京)，2005.9.15。⑤

作者：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刘福垣
来源：《社会保障制度》2005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