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5日，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完善三孩生育政策配套措施，将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费用纳入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发展普惠托育服务，减轻家庭养育负担。
自从2021年5月中央决定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以来，关于三孩生育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的讨论就成了热点话题。
全国人大代表孙伟是山东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的主任医师，长期在医院与产妇的接触过程中，她了解到很多家庭对生育保障存在担忧。孙伟向新京报记者透露，围绕三孩生育，她今年提出了三个方面的建议，包括推进生育保险制度立法，将快递员、外卖送餐员等人群纳入生育保险范畴；优化生育假政策，提倡男女共担育儿责任；依托社区，构建“家庭—社区—机构”一体化的育儿服务体系。
打开APP 阅读最新报道全国人大代表孙伟。受访者供图
“生育保险覆盖更多人群，让大家敢生孩子”
新京报：能否简单地介绍一下你今年所提的建议？
孙伟：我今年的建议围绕三孩生育政策展开。
第一份建议是希望完善生育休假与生育保险制度，推进生育保险制度立法。扩大生育保险的覆盖范围，将一些灵活就业，或者灵活就业人群纳入生育保险的范畴之内，比如家政服务人员、快递员、外卖送餐员、直播带货主播等等。还有一些未就业的妇女，也应该在生育上获得保险，享受生育医疗费用报销。如果妇女因怀孕生产或在此期间生病，可以得到一种保障。
第二份建议在生育休假方面，希望增加产假的时间。生育休假不能只是女性专享，父亲也应该有时间去照顾孩子，要保障父母有足够的时间能去养育照料孩子。在我的建议中，提倡男女两性共担育儿责任，这就需要建立一种性别平衡、家庭工作平衡的生育假期政策体系。
第三份建议是发展普惠式的托育服务，让更多家庭里一至三岁的婴幼儿，得到更好的照护。构建“家庭—社区—机构”一体化的育儿服务体系，让婴幼儿就近得到照护，让有需求的家庭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这种服务。
新京报：为什么会提出这样的3份建议？
孙伟：国家提出实施三孩生育政策后，我曾在城市和乡镇进行调研，走访过上海、山东等地，发现大家的生育意愿并未高涨。
现在大部分人都在为生活打拼，房价是压在他们身上的一座大山，必须努力工作养活自己，首先让自己能够扎根。单位里加班盛行，自己的时间本身就很少。有了孩子之后，更要努力工作养家。这样一来，照顾孩子的时间就少了。而且不是所有的家庭都能请得起育儿嫂，有些青年夫妇会让父母帮忙照看孩子，可家里房子不够大，又住不下这么多人。
因此，三孩政策要想落实到位，就要有一些具体的配套措施，让大家敢生孩子。
配套措施都做到位之后，大家想生孩子的意愿提高了，这对于提高我国人口出生率有一定作用，也对促进我们国家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有一定作用。
新京报：为什么要将生育保险制度提到立法的高度？
孙伟：生育保险涉及钱，涉及钱的问题是很现实的。
我的职业是医生，在妇产科见过太多不同的家庭了，他们都各有各的故事。此前我就遇到过，产妇在生产过程中大出血，当时需要使用医疗设备去抢救，要花很多钱，但这个家庭又是非常贫困。还有的产妇在怀孕期间得了急性脂肪肝，光换血就换了4次。孩子出生之后，她就进了ICU病房，整个怀孕生产期间花了近200万元。对于一个普通家庭来说，这不是一个小数字。
所以说，如果没有生育保险，很多人可能就不敢生孩子了。因为一旦在生育期间遇到这种意外，整个家庭终生都要背上债务。
生育保险可以让妇女享受生育医疗费用报销，这是一种很好的保障。但这个保险并不是所有人都有的，如果将生育保险制度上升到法律层面，让生育保险惠及更多人，让灵活就业妇女、城镇和农村未就业妇女等也能享受，甚至也能给付一定数额的生育津贴或者生育补助金。这样做能保护更多的女性，可以真正解决她们的一些困难。
“延长男性陪产假，夫妻共担育儿责任”
新京报：生育三孩会给一个家庭带来哪些影响？
孙伟：生三个孩子，将会影响整个家庭的结构。一方面孩子多了，可能更热闹了，家庭更加和谐美满。但另一方面，也会滋生一些问题。
对职场女性而言，生育这件事容易影响到自己的事业发展。我身边有个同事，她生完三孩后，连产假都没敢休完，就赶紧来上班了。一方面是因为孩子多了，家里的支出会更多，需要上班赚钱。另一方面，对很多女性而言，如果长时间不上班，她工作岗位上的事情就需要别人来做，等到她回来之后，那个岗位可能就没了。在国外，还有一些公司直接不聘用即将结婚或生育的女性。
此外，三个孩子会使家庭支出更多，也就需要更多钱。由于女性要待产、生产，一段时间内，家庭的经济重担都压在了男性身上，一些人可能会花更长时间去工作。这时候母亲就要花更多时间照顾孩子，她的整个生活节奏被孩子的到来打乱了，可能自己的身心健康也会出现问题。现在产后抑郁症的问题就值得关注，那些得了产后抑郁症的母亲，可能连自己也没法照顾好，在这样的状态下，还要让她长时间单独照顾婴幼儿，可能也会出现一些问题。“丧偶式育儿”其实对孩子和母亲而言，都并非一个好的家庭状态，育儿责任不应该全部由女性承担。
新京报：应该怎样减轻这些问题的影响？
孙伟：要促进女性平等就业，倡导男女两性共担家庭责任。
从具体措施来看，可以优化生育假期的政策。我建议从国家层面统一产假时间，将产假时间从目前的98天延长到至少18周，产假期间的生育津贴由生育保险基金支付。
目前一些地方政府已经出台了关于延长产假、陪产假的政策。父亲也应该合法享有陪产假，更多地承担育儿的责任，也多陪伴刚生产完的妻子，让这个家庭更加和谐地运转。
新京报：如何看待女性产假与男性陪产假之间天数差异的问题？
孙伟：目前的状况，男性陪产假在7天到30天，主要省市基本都是15天。女性产假和男性陪产假之间的天数差异进一步增加了，这可能还是会影响女性在职场遭遇不平等。或许可以探索试点一种性别平衡、男女共享和独享相结合的弹性育儿假政策，促进男女更为平等地分享育儿假假期。
另外，为了鼓励男性更多地承担养育和陪伴子女的责任，拒绝“丧偶式育儿”，我们也可以实施带薪或无薪育儿假，适当提高父亲的育儿假津贴。
“要在家门口就能享受普惠托育服务”
新京报：你刚刚提到的这些建议中，最核心的是哪一条？
孙伟：都很重要，相对核心的是发展托育服务体系。有了完善的托育服务，可以保障所有愿意生孩子的人。当一对夫妻有了孩子之后，享受到了托育服务，他们就能知道育儿的问题并没有那么艰难。对三孩家庭而言，前面两个孩子都在上学了，而三孩在3岁以前也有托育机构能帮忙照料，他们的生活负担就会减轻很多。
新京报：为什么会关注到1岁—3岁的婴幼儿照护问题？
孙伟：孩子3岁之后、成年之前，有大量的时间在学校接受教育，这让他们的父母得以“解放”，有自己的时间可以去忙工作了，随着孩子慢慢长大，育儿的负担会轻很多。
但是从孩子出生到3岁之前，这个婴幼儿阶段的照护几乎是空白的。这个时期的婴幼儿是无法自理的，父母需要挤出时间来照顾。如果是长期加班的员工，很可能自己的事业受到影响，而婴幼儿的照护也受到影响。
一旦育儿和事业、生活产生巨大的冲突，就可能导致夫妻生育意愿下降，不想生育，不敢生育。
新京报：目前的托育服务行业是什么样的？
孙伟：因为我的很多患者都是产妇，我从她们的口中知道了很多这方面的信息。
要照护好1岁至3岁的婴幼儿，需要具备一定的能力，目前这方面的人才很少。现在的托育服务市场上，有不同种类的，公立、私立，甚至小家庭作坊类的都有。
目前的一些托育服务，价格非常高昂。比如按小时计算价格的私立托育中心，这些托育机构通常设置在大商场里面，而且这种托育还只帮忙照看半天。此外，也有一些家庭选择找育儿嫂上门服务，这个价格也很高昂。
那些小家庭作坊类的，多半是附近的一些女性退休后，在家里没事干，帮忙照看一下。小孩就放在家里，只照看少数人，有的甚至没有执照，把孩子放过去之后，父母就能去上班了，但是孩子的安全得不到保障。
新京报：你认为托育服务应该如何开展？
孙伟：我建议发展普惠式的托育服务，要是公办的，价格相对低一些，大部分家庭都能承受得起。目前其实已经有这样的机构了，但是很少。我的建议中提到，托育服务最好是在社区里，构建“家庭—社区—机构”一体化的育儿服务体系。这样能让一些家庭在家门口就享受到托育服务，尤其是大城市，就不用在路上花费太多时间。而且社区也能就近了解不同家庭的不同诉求，能更方便地提供个性化服务，帮助各个家庭正常运转。
政府工作报告也提出了三孩生育政策的新配套措施，其中一项便是发展普惠托育服务。普惠意味着让更多人享受这一服务，无论城乡，无论什么样的家庭。普惠式托育价格相对较低，质量也有保障。这项措施，也是希望让3岁以下的婴幼儿获得更好的照顾，同时也能减轻家庭的养育负担。
